阿瑟·米勒这样的剧作家，是怎么写自传的？

Original 2016-12-28 申慧辉 纸城

阿瑟·米勒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作者：申慧辉

编辑：日京川

纸城小报：1987年，已过古稀之年的阿瑟·米勒出版传记，对自己所走过的漫长曲折而又丰富多彩的生活和艺术道路做了深沉的回顾和反思，尤其回顾了人生道路中的一些关键时刻：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与法西斯主义的抬头，使得他终身都持批判现实的左翼政治立场；五十年代，他与麦卡锡主义斗争，最后获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在他的领导下，国际笔会从与世无争的文学俱乐部变成一股推进世界言论自由的重要力量；等等。

在叙述这些事件的同时，米勒穿插记录了自己戏剧生涯的全过程，其中有成功亦有失败，并生动描绘了戏剧界、电影界、政治圈中的许多重要人物。当然，还有他的第二任妻子玛丽莲·梦露，米勒在传记里首次大篇幅地描述了他与梦露相遇、结婚与最终相离的过程。　　

几乎每一个十年里，米勒都在他的履历中不断增加丰富的内容，他的自传因此也成为一个包含了政治风波，社会变化，文化事件，名人轶事，乃至娱乐八卦的各种故事综合体，犹如一部二十世纪美国社会生活的小百科。

米勒(1915-2005)在1987年出版自传时已年过七旬。他32岁时凭借《都是我的儿子》(1947)享誉美国剧坛，两年之后又以《推销员之死》摘得包括托尼奖、普利策奖、和纽约剧评界奖在内的美国数项重要话剧大奖，成为战后美国剧坛著名的三杰之一。

紧接着，美国在50年代麦卡锡主义横行，大批思想左倾的作家和艺术家遭到政治迫害，这位倔强的犹太艺术家因拒绝向强权制度低头，虽被判罪，却赢得尊敬，成为美国“剧坛良心”的象征性人物。

玛丽莲·梦露与阿瑟·米勒在Reno,内达华州, 1960年.

60年代，米勒出任国际笔会主席，为作家的思想自由和创作自由奔走呼吁，进一步奠定了他在国际文坛的地位。此前，米勒和著名影星玛丽莲·梦露恋爱、结婚，遂又离婚，不久后玛丽莲·梦露自杀身亡。这些私人经历又使米勒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对象。

7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米勒访华并出版纪实文学《中国经历》，用他的文字将中美之间的大门进一步打开。80年代初，米勒重返中国，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合作，亲自导演其名剧《推销员之死》。美国数家电视台亦同时进入北京,专门报道首演盛况，使之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甚至外交上的重大事件，再次引起国际轰动。

阿瑟·米勒与英若诚，1983年

几乎每一个十年里，米勒都在他的履历中不断增加丰富的内容，他的自传因此也成为一个包含了政治风波，社会变化，文化事件，名人轶事，乃至娱乐八卦的各种故事综合体，犹如一部二十世纪美国社会生活的小百科，而且相当富有文艺范儿。

“自由联想”的叙事结构

说到文艺范儿，主要是自传运用了“自由联想”的叙事结构。这种“自由联想”的方式不仅丰富了内容，也打破了单一的线性叙述可能产生的单调，在以时间为序的叙事架构中，增强了自传的艺术张力，提升了阅读效果。从第一章开始，米勒便选择了艺术范儿的“自由联想”，赋予自传一种诗意的自由.　　　　

米勒还就叙述的视角大做文章。自传第一章中出现的第一个词就是“视角”。而且这个词在接下来的三段里，均作为第一个句子中的关键词一再重复。首先，它生动地展现了童年时的作者是如何趴在地板朝上仰视母亲，之后又是如何在两英尺的高度、五英尺的高度、以及最后从成人的视角来观察世界；于此同时，“视角”一词婉转地提示读者：传记的写作角度是相当个人化的，因此叙述的视角不仅是主观的，也必定是有局限性的。

看阿瑟米勒书的玛丽莲·梦露

“自由联想”使记忆在米勒的意识中任意穿梭流淌，时而冲向儿时经历的沙滩，时而涌向堆满陈年往事的彼岸；遂使这部长达600多页的自传得以充分承载米勒丰富的一生，尤其是作者本人视作最为重要的人生经历，如家庭的影响，时代的痕迹，事业的追求，以及国际的视野。

影响米勒一生的犹太家庭背景

儿时的阿瑟·米勒

作为话剧艺术家，米勒生活在富人聚集的纽约和康州，奔波于百老汇和好莱坞等五色迷离的演艺界，却能坚持个人的艺术理想和追求，这本身便是相当不寻常的。追根溯源，他在童年经历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家族生意的破产，以及生活中的巨大变动，均对他影响深远；甚至可以说，美国梦的虚伪和伤痛早在他少年时代就已经被亲身体验和领悟了。

影响米勒一生的不仅是经济大萧条以及当时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的犹太家庭背景。在他的记忆里，爸爸在教堂里态度严肃，妈妈时而会打盹，太爷爷则对所有教会活动充满敬意。有时候，教堂的大门会被关上，摩西五经的经卷被轻轻展开，然后，太爷爷和其他人一起，庄严肃穆地等待经卷被拿到面前，遂上前轻轻抚摸并亲吻经卷。米勒还要和弟弟一起学希伯莱文，尽管他很少能理解文中真意，但只要背诵下课文，就会受到老师的赞赏，得到一个亲吻。犹太大家庭给予他的另一个教育是关于死亡。长辈们离世，孩子们都要从始至终参加葬礼全过程。有时候，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这位亲戚。这些经历，正如米勒回忆的，对他后来创作《维希事件》和《代价》等剧本均有直接的影响。

1985年，阿瑟·米勒为电视电影《推销员之死》出席电影节

从精神层面上讲，犹太教对米勒的影响远远超过当代读者的想象。例如，在西方广泛流传的阴谋论和流行小说里，常常可以读到关于某些秘密组织的神秘仪式，却很难找到第一手资料来证明这些情节来源的真伪。有趣的是，米勒在自传中对类似场面有一段生动的描写。他儿时经常和喜爱他的太爷爷一起去教堂，其中有一次不同于往常。那天，太爷爷要他静静地坐在长椅上，闭上眼睛，然后再用手捂上，然后太爷爷自己脱下鞋子，只穿着白色的袜子，离开座位去加入一群他的同龄人。被单独留在教堂的长座椅上，米勒不免心中忐忑。他悄悄透过“指缝和眼睫毛”向外观望，竟然看到太爷爷他们在围成一圈，“所有人都穿着白袜子”，口中吟诵着曲调，手舞足蹈地“正在跳舞！”更令他惊讶的是，“他从来没有听到过那样的音乐，如此奔放和疯狂”。太爷爷他们仿佛“在对着包围他们的外部黑暗跳舞，超越了家庭和人群，对着能够倾听祈祷的空间”。迷信也好，信仰也好，这些难忘的儿时经历必定直接或间接地建构了米勒的精神世界，成为他日后精神力量的奠基石。

“不确定”的年轻时代

青年阿瑟·米勒

谈到青年时代求学和打短工的经历时，米勒特意借用《推销员之死》威利的台词，说年轻的他“还不确定”，仍在摸索。的确，开始尝试写作的青年米勒，一如儿时的他，依旧关注社会与人生，而这种思想上的探索在他整个创作的过程中从未停止过。例如，关于接触左倾思想的缘由，米勒写到，他那时参加纽约著名的记者聚会，因为他和那些参加集会的多数人一样，为社会上“当时的无知主义而不安”。他们在每周的聚会上聆听见多识广的大牌记者讲话，其中有为人熟知的埃德加·斯诺，约翰·赫西，以及《纽约人》，《读者文摘》，以及《生活》等杂志的编辑。

后来，参加集会的人扩大到同样关心社会走向的律师和商人。米勒还专门提到当时各种思潮均十分活跃，他们甚至还收到过一位俄亥俄州作家写来的信，同他们辩论，指责他们是在“从事共产主义阴谋”。另一次，也是在纽约，米勒得以和前苏联艺术家开会，并听到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刻板发言。可惜这些关于意识形态的公开交流过于短暂，很快冷战气氛加剧，麦卡锡主义横行，集会被迫中断。不过，米勒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信仰，就如佛教或伊斯兰教，是认识世界的工具，而不是目的。

阿瑟·米勒与玛丽莲·梦露的婚礼

此外，在戏剧创作过程中，米勒接触并结识了一批当时活跃在纽约的左翼艺术家，包括著名的克里夫特·奥德茨，丽莲·海尔曼，诺曼·梅勒。米勒说,尽管这些人当时似乎并不把他放在眼里，甚至后来依旧不把他放在眼里(这种说法暗示他和这些左派艺术家是有思想差异的),但是与这些艺术家的交往,使他有机会亲历不同思想的交锋，促进了他的戏剧创作。例如奥德茨。这位当时著名的左翼剧作家曾经是米勒相当钦佩的人。奥德茨的革命呼吁是那么地激动人心，令人热血沸腾。在青年米勒的心中，奥德茨的《等待老左》，就好像代表了“暴风雨中工人阶级的海燕”，是一个“全新的现象”，象征了“一个左派对社会制度的挑战”。不过米勒的探索精神使他不满足这样的简单认识，因此在努力学习借鉴其他剧作家的同时，他开始比较奥德茨与奥尼尔和威廉斯。

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

尤金·奥尼尔和田纳西·威廉斯是后来和米勒一起，被称作当时美国话剧舞台上的三杰。与这两位剧作家比较，米勒得到的领悟是，奥德茨笔下的人物是“无法进入体制”的“异化的”人；而奥尼尔笔下的人物则是在“极力从体制中脱身出来”，并想“抛弃所有那些自吹自擂的自我喝彩”的人。因此，奥德茨只不过是具有“阶级意识”，并企图“用社会主义去改造资本主义”；而奥尼尔则已经对“资本主义不抱任何希望”。因此，虽然奥尼尔从不谈论马克思主义，但他是真正反对资本主义的。对于威廉斯，剧评界一向论说纷纭。米勒在自传中的评价则简明而中肯。他认为威廉斯的创作赋予了话剧难得具有的“诗意”，而且还“有勇气”去接触同性恋题材，这两点在当时的美国均属难能可贵。涉猎广泛的米勒还在自传中多次谈及契柯夫,易卜生,莎士比亚,妥思托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惠特曼,怀尔德等作家艺术家,　显示了他的艺术视野的国际化;在精神层面上,他提及最多的是梦露,麦卡锡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些应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与事。

田纳西·威廉斯

《推销员之死》：“亚当”式的人类代表

至于米勒本人的创作，自传中提到了所有作品，而提及最多的是《推销员之死》。这不仅是一部被誉为二十世纪美国话剧经典的作品，也是米勒和中国的重要纽带，并为他带来持续的国际声誉的重要成就。晚年的米勒似乎依然念念不忘《推销员之死》。

在他看来，此剧的成功为他证明了一个信念：优秀的剧作承载的是人性以及关于人性的揭示。他最初设想的威利·洛曼是一个“底层人”，他充满疑惑和恐惧，大声呼救却无人回应；后来他成为一个象征：人与社会是无法分割的整体，人的命运取决于社会现实；最后，当威利的形象跨越国界走入不同文化并被广泛接受时，他已然成为“亚当”式的人类代表。威利的死也同样具有象征意义。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包括他本人，都在试图弄明白他这个开朗善谈追求成功的人为何要自杀。根据米勒的理解，威利的死因不仅是他的心理问题，更是造成这种心理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确，此剧曾被形容为一颗埋在美国资本主义大厦下的定时炸弹，的确有其道理。

2012年在百老汇重新上演的《推销员之死》剧照，今年凭《血战钢锯岭》大热的演员Andrew Garfield当年凭借出色的表演，获得了托尼奖的提名。

在中国，上演《推销员之死》同样具有时代意义。时为1983年，我国改革开放不久，文化还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米勒的导演为我国话剧舞台带来一股新鲜与活力。他从表演到舞美，事事过问。无论是布景设计，灯光服装，还是演员的化妆，他都一丝不苟。即使多年后，他的指导仍令人难忘。米勒反复强调，剧本的主题跨越国界和民族，因此演出时不要戴假发，不要演外国人，要演你们自己。米勒对剧本主题的挖掘和独特的导演风格令人耳目一新，拓宽了演员的视野，也将《推销员之死》的普遍意义永久地留在了中国。

1983年，阿瑟·米勒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亲自指导中国版的《推销员之死》。

对于米勒的故国，又何尝不是。年复一年，在哈佛大学等美国的高等学府里，《推销员之死》作为文化历史教材，被莘莘学子反复阅读；与此同时，他们也阅读着这部自传。和我们这些普通读者一样，他们会在自传结尾处，读到米勒的追问：“我到底是谁？”也许，读者都会被这句追问所震撼，并因此停一下匆匆的步履，和米勒一起，去想一想人生和社会，乃至和威利经历相似的、构成我们自己人生的那些追求，困惑和恐惧，追问一句：我（们）到底是谁？

老年阿瑟·米勒

《阿瑟·米勒自传》

（美）阿瑟·米勒/著蓝玲等/译
99读书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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